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研行车出上海，不足1小时，便进入长三角经济圈中最具活力的城市——苏州。2009年，拥有两万亿元“家底”的苏州，是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体量仅次于上海。苏州经济的发展，历经“农转工”“内转外”两个重要阶段。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是苏州经济“由低转高”的“第三次浪潮”。每一次重大转折，每一次历史“浪潮”的背后，都有资本要素的急速奔涌和资本结构的分解组合。无论使用“有形之手”，还是“无形之手”，玩转资本的魔方，决定着苏州在经济转型中能否再一次挺立在改革发展的潮头。资本竞逐转型首先是生产要素的重新整合。主政苏州的一年来，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保持了在任南京市市长时的低调和谦和，平添了许多苏州人的果敢和胆识。在蒋宏坤看来，苏州制造业的“暴利时代”已经过去，单一的出口导向很难再带动经济的再一次腾飞。未来发展的动力将主要依托于创新。人均GDP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苏州，正处在重构要素市场的“十字街头”。蒋宏坤分析，产业振兴，除了人才战略之外，离不开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的支撑和助推。上海是全国性的金融中心，苏州就发挥中小银行、特色银行的优势，努力打造地区性的金融服务中心；南京辐射苏北和安徽，苏州就立足于本地经济，为高新技术产业和民营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无异于在迷雾中找到了指南针。一直在逐利的资本中生存挣扎的苏州，伴随经济发展“第一小提琴手”领军型人才的大规模聚集，将这种“逐利”渐渐向关乎明天的新兴产业倾斜。苏州市市长阎立心里有本账。工业规模不如苏州的深圳，有足以自豪的“4个90%”：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自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作为第二大工业城市，苏州的传统制造业占六成以上，新兴产业尚未形成规模；“两头在外”的模式，使多数企业处在产业链低端的制造加工环节。在阎立看来，素质之弱正是资本发力的关节。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入力度，仅仅是12平方公里的昆山开发区光电产业园就将投入150亿美元，围绕光显示、光能源、光照明三大产业，打造世界产业布局的支点。加速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苏州今年上半年用于技改的投入已经占工业总投入的67%。无利不起早。苏州市政府最近的一份文件显示：从2008年产业规模不足六大主导产业中最小的石化产业的零头，到2009年总产值突破2000亿元，占苏州规模以上工业总量的10%，资本着力的新兴产业正大放异彩。看重人才要素，致力新兴产业，掌控资本的苏州创投常务副总裁费建江，如今已身兼5个董事长头衔，且公司多具上市前景。追逐金钱数额的最大化，从华尔街蔓延开来的金融危机，使自由资本主义走进了死胡同；追逐领军人才，追逐战略性新兴产业，苏州则在“跌跌撞撞”中跨入了资本天堂。创投“天堂”一句话值几百万美元，创投能识“千里马”，挖掘、扶持、培育科研团队；获得投资的企业健康快速成长，给创投“伯乐”以良好的投资回报。这样的例子苏州俯拾皆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今天的苏州，又生出另一种滋味来。“只要你来苏州工业园区创业，要多少资金我给多少。”言者，苏州创投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林向红。听者，技术人员身份的陈卫。听似一句戏言。实则一种气魄。2007年，陈卫当真找到林向红，寻求风险投资。陈卫没有失望。他拿到了300万美元，创建了简约纳电子。“如今的创投，看重的不再是技术，是人。”林向红多次谈及“豪爽”的初衷。苏州创投魄力的背后，是陈卫首届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杰出创业奖”的光环，是陈卫SCDMA无线通信技术的坚实团队；而在苏州创投业475个投资项目背后，则是14万家中小企业创业的热情和创新的干劲。用阎立的话讲，转型升级的基础在于人才结构的转变，在于高端人才的引进。若把人才作为城市存活的灵魂，资本则当仁不让地成为灵魂的血液。在苏州创投的撬动下，2009年年底，简约纳电子牵头承担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项目“TD-LTE终端基带芯片研发”立项，经财政部和工信部核准由国家拨资金5200万元，项目总投资将达2亿元。在苏州创投业累计投资金额100亿元的撬动下，康力电梯、胜利精密、长江润发等一批企业，掀起了一股资本市场的“苏州旋风”，阿特斯、晶方半导体、盛科网络等将科研、新兴产业则被推向国际最前端。“和其他政府性创投公司相比，我们的区域性并不明显，因而更市场化一些。”此时此刻，没谁能轻而易举地破坏费建江的心情。毕竟，费建江和苏州创投一起，用了太长时间，寻找一种平衡——既能完成政府任务，也能规范地进行市场化投资；毕竟，“做好市场化的那部分内容，反过来才能更好地完成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在苏州工业园区的规划里，苏州创投的前身——成立于2001年的中新创投，本身就是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试验。在费建江看来，首先是政府希望“官办”创投公司，有选择地投资园区企业，“最直接的成果，是政府税收和股权投资回报”。其次是以招商为主的外向型经济面临转型，政府希望通过中新创投培育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企业。2007年10月17日的“长三角区域创业风险投资峰会”上，成立不久的苏州创投正式亮相。重组之后，原本混合在一起的各只基金目的相对明确。官办基金的行政性使命，追求投资回报的基金本质，两者之间的矛盾终归消融。“独立出的部分基金承担‘政府职能’，政府不会干涉你具体投到哪个项目”，只会有一个大的指导方向，“比如经济转型，要培养一些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需要创投集团推动，政府方面自然有政策的引导。”此时的费建江感觉，自己就生活在天堂。这个天堂是创投的天堂。截至今年上半年，苏州创投旗下各投资平台共投资项目211个，投资金额4亿元；担保平台累计为359家企业提供479笔融资担保，金额2亿元。对于领军型人才的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蓬勃兴起、传统产业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则使得创投在苏州再一次有了用武之地。根据苏州市创业投资协会的最新调查，苏州是我国创业投资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拥有创业投资机构100余家，其中在江苏省发改委备案的创投机构58家，注册资本130亿元，分占江苏的50%和60%。制度制胜由棉衣到春衫，苏州创投等官办基金，“政府外衣”日渐轻薄，仍旧无法避免纯粹商业风投的非议，甚至被取笑成“傻瓜钱”。在风投看来，投资有两种：赚取最大利润的是“聪明钱”，反之则是“傻瓜钱”。“苏州创投打着政府烙印，从此角度看确非智慧的。”苏州工业园科技局局长张东驰略带调侃，“比如，对于科技领军人才的投资，就不能在回报上斤斤计较。”张东驰聊起了更为傻瓜的“跟进风投政策”。“我们安排资金用于跟进，对获得创业投资的领军人才项目提供实际投资额30%的股权投资。若项目失败，将降低投资公司的风险；一旦成功，政府实行退出机制，跟进的30%股权谁买？很可能是投资运营者自己。这一步将得到100%的利益。”最前道环节，失败可能最大，市场资金在这一环节表现往往“失灵”，不愿介入。苏州工业园持股孵化，政府冒着失败的风险，在成功时却不收获创新的价值。孙剑勇，原是思科的IC技术主导。2005年，他背着双肩包，戴着一份商业计划书，走进苏州创投。在苏州创投连续3年650万美元的“浇灌”下，孙剑勇创办的盛科网络已成为我国唯一一家提供高性能路由交换机及其核心芯片的原始创新公司。对于“跟进风投政策”，孙剑勇感慨：“这是鼓励资本游泳，还给他一个救生圈。”这样的“傻瓜”，之于风投宛如“天上掉馅饼”，不足3年已有近百家在苏州工业园落地，并由此催生了一批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发展。不期待资本刚撒下去就马上收获，而是放眼长远。人们恍然发现，当日的“傻瓜钱”，成了真正的“聪明钱”。资本的背后，是一片更为开阔的土地；资本背后的资本，往往蕴含着更为丰富的能量。苏州市科技局局长周旭东心如明镜：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应从有效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构建自主创新经济体系的战略高度去规划。当各地纷纷为争取增量时，苏州看准了减免的动力，为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送去了更大的资本——技术开发经费可获150%所得税税前抵扣。其实，加计抵扣政策在2006年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出台的政策中已有涉及，只不过很多地方缺乏“政府之手”的统筹协调，至今仍在“加计抵扣”与“偷税漏税”操作流程之间纠缠不休。“我们的加计抵扣政策，由财政、税务、科技等部门联动。每位领导干部，负责10家企业；100个领导干部，负责1000家企业，解读政策，研究落实。”在苏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周伟强的描述中，伴随苏州18亿、23亿、27亿的“免税轨迹”，纳米、光电、光伏、新型平板电视、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创新积极性日渐提高，物联网、电子商务、网络动漫、电子娱乐、低碳环保等新兴产业产值飞增。资本背后的资本力量，从瑞典归国的科学家梁子才了然于心。联手昆山市工研院，创立小核酸生物技术研究所，梁子才在昆山建立了瑞博生物。

“在新世纪，中科院新建的10家研究所，2家落户苏州。苏州投入了巨资。作为苏州的县级市，昆山不甘落后，3年投资10亿元用于昆山工业技术研究院的研发费用，并以此聚集产业。”昆山科技局副局长吕建坤称，“围绕梁子才，小核酸产业基地选定了10家高质量的企业，除使用公共实验室外，还可得100万元引导资金无偿支持。如今，昆山小核酸已傲视全国。”